这就需要在框架设计中注意淘汰那些已经陈旧或者写不出多少内容的栏目和分目市委书记、市长的工作报告由卷首的《特载》移至卷末《文献》栏之中。卷首还增加了《专记》年上海世博会、洋山深水港工程、上海长江隧桥工程、新农村建设和第十二届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海概貌》中增加了广告业》联合栏目。新增了《信息化》栏目。《环境保护》由原来《城市管理》中的分目独立成专门栏目。增加了《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专门栏目两个分目。《文献》中增加了有关《解放日报》上所刊重要文献目录和《人民日报》对上海报道的目录。并增加了与各省市、主要城市、香港、澳门对照的《对照资料》。

　　这是某一年度年鉴区别于其他年度年鉴的标志所在。不然的话,同一年鉴的框架设计,只要修改一下年份和相关数据就够了,这是年鉴编纂的大忌。同行们所说的要编“个性化”年鉴,此为重点之一。年度性是年鉴的基本属性。年鉴的年度性,主要体现于条目之中,但框架设计同样也能体现。以上海为例,解放前的《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六年)》(上海通志馆编),记1946年之事,其中“特载”中有《都市计划》《编组保甲》《敌产处理》《遣送侨民》《汉奸处理》《三大舞弊案》《飞机失事》《军械库爆炸案》《选举上海小姐》等栏目与分目,非常有年度特色。新编的《上海年鉴》,同样有年度特色的栏目,创刊号1996年版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栏目,1997年版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栏目,1998年版把有年度特色的事情从栏目改为“专记”,有“悼念逝世”、“喜迎香港回归”、“第八届全国运动会”、“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4个分目。自此之后,凡有年度特色之事,都作为“专记”内容,先后有1999年版的“抗洪救灾”、“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上海解放50周年对比资料”、“上海改革开发二十年纪要”;2000年版有“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庆祝上海解放50周年”、“批判李登辉分裂祖国的两国论”、“召开’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年会”、“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喜迎澳门回归”等,在卷首还增设“上海十大新闻”,在大事记中特设“上海百年要事录”。2001年版“专记”中设“‘九五’时期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综述”、“浦东开发开放10周年纪略”、“中国在上海80年纪要”,设《上海百年之最》专门栏目和《上海百年图录》。2002年版专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栏目,专记中设“纪念中国成立80周年”“上海合作组织”两个分目。2003年版,特设《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栏目。2004年版有《抗击非典型性肺炎》专门栏目。等等。

　　此为编“个性化”年鉴的又一重点。只要地方特色显示出来了,“千鉴一面”的帽子绝对就戴不上。仍以《上海年鉴》为例。首先,《上海年鉴》的总体框架坚持自身特点设计,除开头五个栏目记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领导机关板块)外,以“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后改为四个中心)为主体框架,即全鉴12个板块中,第一板块为领导机关,第二板块为“一个龙头”(有浦东开发开放、其他开发区、经济联合与协作3个栏目),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板块先后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有十多个栏目),而将“政务”这一块移到了“文化”之后。有人说这不符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顺序,希望改为像地方志书那样排序,果真如此,则框架设计中的上海特色就取消了。同时,《上海年鉴》(以2007年版为例)中还设有“2010年上海世博会”、“洋山深水港工程”、“上海长江隧桥工程”、“在上海的留学人员”、“在国外的上海人”、“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等专栏或专门分目,目的都在编出《上海年鉴》的地方特色。在体现地方特色方面,《温州年鉴》也十分突出。如《温州年鉴(2003)》52个类目,有10个类目单从类目名称上就可看出来是专门反映温州的特色地情的:温州乡镇、特色工业、温州企业(知名企业等)、重点工程建设、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温州人在世界各地、外地人在温州、温州学者论著、外地媒体报道、地方珍闻等。

　　从对年鉴的定义可以知道,年鉴其实也是一种以年为期的刊物。阅读期刊,大家都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栏目。比如我这几年在给奉贤区志办“打工”编一本《奉贤文史》刊物,它就分成《红色足迹》《“贤文化”建设》《文史短讯》《史志论坛》《古华春色》《往事钩沉》《艺苑撷英》《友好往来》《集藏天地》《古今人物》《游子风采》《海外家乡人》《书苑一瞥》《文献集萃》《名胜古迹》《镜像旧影》《人生回眸》《专题调研》《读者来鸿》等栏目。只不过一般期刊中收录的是文章,年鉴中收录的除文章外,主要是条目、统计资料、索引等。

　　一般期刊的栏目是相对稳定的,这是由其定位和读者对象所决定的。年鉴的栏目要不要相对稳定,答案也是肯定的。理由,一是其特定的阅读对象所决定的,阅读对象不变,年鉴的栏目也不宜有大变;二是年鉴性质所决定,年鉴是“连续出版”的,年鉴中的许多信息和资料也应连续不断地提供,这样才能有横向(当年)和纵向(历年)的比较和延续。

　　《上海年鉴》1996年版与2008年版,经比较,两本年鉴的栏目(以2008年版计数),共59个栏目和类似栏目,相同的和基本相同的有33个栏目,占55.9%;被删栏目1个,占1.7%;新增栏目9个,占15.3%;只前后移动和缩扩变化的栏目16个,占27.1%。经过13年的岁月变化,两本年鉴栏目相同的和只作扩缩变动的占全鉴83%,而且剩下的17%的变化部分也是在13年中逐步演变的。可见,《上海年鉴》的框架设计在坚持与时俱进的同时,也是做到了栏目的基本稳定。也有的同行主张将此性称作“连续性”,对各年年鉴持续不断出版而言,确有“连续性”,但就年鉴内容来说,用“稳定性”可能更贴切些。

　　多样性不是针对一本年鉴而言的,是对整个年鉴事业而言的。多样性的对面是趋同性。有的专家说中国年鉴的一大缺点是求同,而不是像外国年鉴那像求异。甚至更有人认为我国的年鉴是“千鉴一面”。“千鉴一面”,可能说得有点过,因为综合年鉴的框架与专业(科)年鉴的框架是不可能相同的,专业(科)年鉴之间的框架更是不可能相同,综合年鉴、专业(科)年鉴与统计年鉴的框架也是不可能相同的。但我这里要说的是综合年鉴之间,或者同类的专业(科)年鉴之间有否趋同观像?应该说还是存在的,要注意防止。

　　兄弟年鉴交流多,或者说一部年鉴开编时要借鉴兄弟年鉴,这本是好事。但借鉴和学习一定要与当地地情结合起来,模仿别人的,即便是模仿得再好,也不是你自己的。比如2009年春晚冒出一个青年演员,模仿别人唱歌很像,一下子红遍全国,但静下来想想,总觉得缺他自己的东西。年鉴也是如此。

　　年鉴事业需要年鉴的种类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缺门事物,更需年鉴。像广西三家单位合编的《中国—东盟年鉴》就是带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这样的年鉴,如果照抄我国综合年鉴的框架肯定不行,它有它自己的框架。它的框架设计为:概况、动态、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博览会、新闻人物、大事记、研究报告和论文选辑、重要文件、工商资讯、统计资料、附录、彩图插页、《中国与东盟10国地理位置图》等。

　　第一种,类似于地方志书中的大编体。代表性年鉴为《淮安年鉴(2009)》。全鉴首设八大篇,即综合篇、经济发展篇、政治建设篇、文化建设篇、社会建设篇、生态建设篇、县区篇、人物篇。综合篇包括概貌、民生发展状况、大事记;经济建设篇设有一二三产、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型经济、信息化与信息产业、经济调控与管理;政治建设篇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纪检监察、统战(包括派)、依法治市(包括政法、法治、法制);文化建设篇设有创作、群文、文博、广电、报纸、社科档案地方志、文化市场管理、文化创新与交流、文化体制改革、周恩来纪念地管理、体育事业;社会建设篇设有教育、卫生、科技、民政、国防建设、计划生育、工青妇、民族宗教、特困帮扶与残疾人事业、信访;生态建设篇设有国土资源管理、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节能减排、园林绿化、生态区建设、四城(国家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省文明城市)同创;人物篇设有领导人物、新闻人物、逝世人物。八大篇之后另有文献摘编,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等。这种模式,是按党中央关于六大建设(另外党的建设)要求设计。江苏《南通年鉴(2009)》基本上也采用此种模式,概览后设政治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环保)、生态市创建、人物、附录等八个方面。但具体内容与《淮安年鉴(2009)》略有不同。比如它没有把群众团体置于社会建设中,而是放在政治建设之中;在“经济发展”中首设“发展与改革”,科技创新也放在“经济发展”之中;“社会建设”中有社会保彰(包括劳动就业与劳动关系协调、社会保险、民政、住房保障、住房公积金管理、老龄工作、关心下一代工作等)。《苏州年鉴(2009)》也是八大块,即特载、综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市(县)区概况、附录。板块之下为通常所设类目(栏目)。

　　第二种,类似于地方志书中的“中编体”。比如《广西年鉴(2009)》的框架,除卷首部分特辑、特载、概况外,设有政治、法制、军事、经济、产业、人口资源建设环保、科教、文卫体、民族、社会生活、市县概况、人物、附录、图片专辑等。该年鉴主体部分设有十二三个类目。南京《鼓楼年鉴(2009)》主体类目也只设十五六个。

　　第三种,类似于地方志书中的“小编体”。其主体部分往往设有30个以上的类目(栏目)。如《南京年鉴(2009)》设概况、南京都市圈、开发区建设、城建环保、房地产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口岸管理、旅游、财政·税务·审计、金融、经济管理、教育、科技、社会科学、文化、历史文化保护、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党政·群团、外事·侨务·台湾事务、地方军事、政法、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区县概况、人物、大事记、统计资料、附录等30个左右类目(栏目)。《西安年鉴(2009)》设有概况、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政治、军事、城建与管理、环保、开发区建设、工业、农业、交通邮政、信息产业·信息化建设、建筑业·房地产业、商贸服务业·会展业、对外经济贸易、旅游业、经济管理与监督、财政·税务、金融业、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社会民生、区县概况、人物、特域、统计资料、文体法规、调研成果、文摘等30多个类目(栏目)。《广州年鉴(2008)》设有总述、党政机关、社会群众团体、政法、军事、区·县级市、财税、经济监管、城建、环保、工业、商贸流通和服务业、交运和邮政业、信息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农业、旅游业、金融业、外经贸、民营经济、科技、社科、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卫体、社会民生、人物、大事记、文献法规、经济社会统计资料、主题索引。《浦东年鉴(2009)》设有特载、大事记、概况、开发区、招商引资、金融业、要素市场、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旅游业、会展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工业、农业、私营经济、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公用事业、生态环境、经济管理、浦东新区委员会、浦东新区人民代表大会、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政协浦东新区委员会、浦东新区纪委、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司法治安、地方军事、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疗卫生、体育、社会生活、功能区域、名录、统计表格、附录、索引。

　　第一种,先政治,后其他。如《西安年鉴》即先排政治,再排城建环保、经济、文化和社会民生。采用相同方法排序的年鉴还有《安徽年鉴(2009)》、《广州年鉴(2008)》、《扬州年鉴(2009)》、《常州年鉴(2008)》、《苏州年鉴(2009)》、《南通年鉴(2009)》、《闸北年鉴(2009)》等。

　　第二种,先经济,后其他。采用此种排列方法的有《淮安年鉴(2009)》、《南京年鉴(2009)》、《宜兴年鉴(2009)》等。《浦东年鉴(2009)》采用的也是这种排列方法。

　　第三种是部类、板块区分并不明显,比较自由地设置类目(栏目)。如南京《鼓楼年鉴(2009)》,卷首内容和“鼓楼概貌”之后,首设“文化名胜古迹”,再设“党政群团”,而记述公安司法内容的“平安鼓楼”则远离“党政群团”,设在“科技鼓楼”、“人文鼓楼”、“民生鼓楼”之后,“街道”之前。《江阴年鉴(2009)》把“人物”放在“工业”之前,“武装政法”之后。《盐城年鉴(2008)》在“党政群团”前设有“产业结构”,在“卫生体育”后又设“区域经济”。

　　二级结构层次。这在统计年鉴中较多见。如《上海统计年鉴(2001)》,开头有个“综合”部分,用文字撰稿,下分人口·劳动力、人民生活、价格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建设、对外经济贸易和旅游、财政·金融·保险、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国内商业、能源、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法制·公证和其他、浦东新区、历史资料、企业介绍20个类目,类目下即以表为条目。

　　二三级相间结构。如《中国—东盟年鉴(2004)》,设十三四个类目,每个类目之下则并不相同,如《概况》类目,下分中国、文莱、柬埔寨等11个分目(11个国家),每个分目之下再设地理、资源物产、行政区划、人民、国体改制等。显然,属三级结构。但也有的类目为两级结构,如“工商资讯”类目,类目下设有分目,直接设[老挝森林消灭速度令人担忧]、[越南调整引进外资政策新动向]等19个条目。

　　三级结构。《上海年鉴》开始为虚设四级、实设三级结构,后来去掉虚设的罗马数字(区分板块用),改为名实相符的三级结构。如2008年版,全鉴50多个栏目,比如“四十三、外事”栏目,设有“综述”、“重要来访”、“主要出访”、“友好城市交流”、“友好往来”、“会议与活动”、“外国驻沪机构”等7个分目,“重要来访”分目之下设有《会见访沪贵宾》《葡萄牙总理访沪》等23个条目和《重要来访贵宾(副总理级)表》等两张表格。《上海文化年鉴》也是三级结构。

　　三四级相间结构。上海《宝山年鉴》有几本就是这种结构。如《宝山年鉴(1997)》分为部类(11个)、一级栏目(67个)、二级栏目(85个)、条目(732条)。但有的部类(类目)下即为栏目、条目。

　　四级结构。《上海科技年鉴》有的是三级结构,有的是四级结构。如2001年版即为四级结构。全鉴重要论述、特载、领导人关于科技的论述、2001年综述之外,设基础性研究和高科技研究、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科技管理与服务、法规·统计·大事记等4个编目、19个章、94节、1197条目。《上海市年鉴(民国二十四年)》框架为四级结构。设有特载、大事概要、土地·人口、天时·气象、党务、行政、司法、外交、军事、财政、第一特区:公共租界、第二特区:法租界、金融、教育、交通、工业、劳工、商业、农林渔政、学艺、宗教、社会事物、时事日志、名人录等24个部类,下列128个栏目、556个分目、421个支目,约174万字。

　　四五级相间结构。上海《松江年鉴》曾用过这种结构。如《松江年鉴(1989、1990)》全书先设特载、综述、百科、乡镇、大事记、附录六大部目,“百科”中设党派群团、政权政协等18个类目,中国松江县委员会等4个小类目,以下再分123个分目和188个条目。《松江年鉴(1989、1990)》系1989、1990两年合并混合记载。全年鉴有四至五级结构层次。全书设特载、综述、百科、乡镇、大事记、附录—六大部目。“百科”中设党派群团、政权政协、人民武装、司法公安、农业、水利、工业、交通邮电、商业、对外经济贸易、财政税务、金融、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经济管理与监督、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计划生育、人民生活宗教民族等18个类目。“党派群团”下设“中国松江县委员会”等4个小类目。再全百科分出123个分目。分目下设188个条目。

　　相比之下,综合年鉴的结构层次较多,一般有三至五个结构层次,专业年鉴少一些,一般在三个层次左右,统计年鉴最少,只有二个层次。所以,框架设计时,选择结构层次多寡要因鉴而异,从实际出发。

　　框架设计结构层次要以简明易查为目标。尤其注意结构层次不宜迭床架屋。比如上述提到的五级结构就觉得多了。第一层次把“百科”与“特载”、“综述”等并列,显然“肚子”太大,是一种“虚设”层次,可以去掉。将“党派群团”合设成一个类目,仍然觉得太宽泛,不如把几套领导班子直接设为类目(栏目),既明了、又简洁。

　　每一种年鉴都有自己的阅读对象,年鉴也如此。一些专业(科)对口比较明确的年鉴,如《中国内科年鉴》《中国外科年鉴》,就是编给从事内科或外科的医务人员、研究人员看的,它不可能叫一个病人去买这本年鉴。年鉴界常常争论不休的主要是综合年鉴,到底编给谁看?因为美国的《世界年鉴》卖到几十万册(40万册)一年,所以有人也希望中国的年鉴能像《世界年鉴》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不办网络年鉴,靠纸质综合年鉴每年几万、几十万册热销,恐怕是困难的。综合年鉴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研究人员,史志界人员,部分工商企业人员,少量社会读者。只有明确了服务对象,编纂时才能有的放矢,不陷入盲目性。比如老百姓和旅游者需要指南性资料,年鉴中放不放?我们曾进行过实践,还将它作为一种创新去宣传,实践证明不行,老百姓不可能因为需查一个指南性资料而用一二百元钱来购买大部头的年鉴,但他可以到网上资料库中去查,可能一查就能查到。

　　年鉴框架是以门类为组合单位分门别类布局的。一个好的年鉴框架,必须统筹全局,不缺要项,全面完整地记述地情。不仅在第一层次要完整,在第二层次、第三层次同样要完整。如果年鉴中出现比较重要的缺漏,这个框架就不是个好的框架。有些年鉴在人物类目中只有领导干部和先进人物,没有逝世人物、纪念人物,有些年鉴写先进人物,只有一部分单位的先进人物,而没有另一部分单位的先进人物,等等,都是反映地情不全面的表现。

　　在完整反映地情的基础上,特点是否突出是衡量年鉴框架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特点之一是时代特点。以《上海年鉴》为例,抗战前编的年鉴中有“公共租界”、“法租界”等门类,抗战后编的年鉴中租界就没有了,但有“编组保甲”、“敌产处理”、“遣送侨民”等内容。我们现在所编的年鉴,则有“经济合作”、“改革开放”、“企业集团”、“社区建设”等内容。这就是时代的不同、时代的特点。特点之二是地方特点。仍以《上海年鉴》为例,其门类排列,先是“领导机关”,尔后是“一个龙头(浦东开发)”、“四个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在人物部分,除常规的新闻人物、逝世人物、纪念人物、先进人物之外,还有“上海人在世界各地”、“外地人在上海”、“留学人员再上海”以及“港澳台同胞在上海”等栏目和分目。这样,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地方特点就充分显示了出来。其他兄弟年鉴也都在框架设计中充分显示了各自的“亮点”。特点之三是年度特点。年鉴内容写的大多是上一年一个年度的事情,因此年度特点也是年鉴的基本特点。比如《上海年鉴(2005)》的框架中特设的“专记”,记有“洋山深水港工程”、“F1世界锦标赛中国大奖赛”、“长江隧桥工程”等分目,所写的都是年度大事。特点之四是专业特点。综合年鉴不是专业年鉴,有没有专业特点?我认为是有的。因为综合年鉴是由一个个类目组成的,类目的大部分则是专业类目。这些专业类目的设计,如果没有专业特点是难以成功的。综合年鉴的编纂,为什么离不开专业单位的供稿?道理就在这里。

　　这一条标准对年鉴框架设计来说是最基本的。年鉴的框架结构尽管多种多样,但都要做到归属得当、科学。从目前所编的年鉴来看,大多数年鉴的框架都是做得不差的。但也有一些年鉴的框架逻辑上有问题。比如有一些年鉴框架的类目,把“政治”与“政法”、“军事”并立,把“经济”与“产业”并立,这从逻辑上就说不通。“政法”应该是“政治”的一部分,不应该并起并坐。同样,“产业”也应该是“经济”的一部分,不能并起并坐。还有的年鉴,从一个个大部类单独来看,问题不大,但部类与部类相比较,问题就凸现了出来。比如全鉴分20多个栏目,政治部类只有1个栏目,取名“政治”;经济部类却有十五六个栏目,文化部类也有三四个栏目。也就是说,在框架的设计上,全鉴将大部类与小部类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去记述,显得很不协调,也很不合理。因为,经济和文化部类可以分出许多栏目,政治部类同样可以分出若干个栏目。对年鉴的框架结构来说,除为了体现地方特点而升格设置的类目(栏目)可以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外,类目与类目之间应该是“兄弟”关系,而不应该是“父子”和“叔侄”关系。

　　年鉴只写一年的事情,年鉴应该姓“年”,这是对的。但是否因为姓“年”,以往的事情就都不可以记?我们觉得应妥善处理好历史与现状(往年与当年、纵与横)的关系。首先是编首卷本时,对历史需要作适当追溯,以利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追溯可以用专文等形式作总体追溯,也可在具体条目、具体表格中适当追溯,也可用适当的历史资料作补白资料。其次碰到纪念节日、节庆,可以增设专记、栏目或图集介绍历史资料(如《上海年鉴》中的《上海改革开放二十年纪要》、《上海百年要事录》等)。同时,即使在不是创刊号、没有特别纪念年编的年鉴中,对有些史料(如建制沿革等)也要有所追溯,对动态条目中所记过程中之事也要适当交代前几年开始的情况,横向的也要有与兄弟单位进行对比的资料。总之,既要确保比较翔实地记好现状(当年,即记述之年),又要与历年、历史有个紧密的衔接。

　　年鉴记事,与地方志书记事相同,主要是以事业或行业进行框架设计,并非完全按行政部门设计栏目和分目。据此,年鉴框架中,有些内容可能不只一个部门供稿,要把多个部门的内容聚合起来才能完成任务,比如银行、保险等栏目,都不是一家单位能够写成的。这种栏目,切忌以目代纲,即只收录几个“叫得应”单位的信息资料,叫不应的就不收录。那样的话,开天窗了,年鉴的价值就要打折扣。

　　年鉴之中,条与块的信息资料都要收录,但框架设计和编写中往往要“碰头”,必须在设计框架时要处理好。比如区、县与上级部门专业之间,同级部门与部门之间,同级部门与法人企事业单位之间,有的可以你详我略,有的可以你写我删,有的可以各找视角、互不打架。一般来说,凡上级专业(科)部门栏目要写的东西,下面的块块就略写或不写,但可改成“鉴中鉴”的方式来记,即几个块块确定以同样的一些方面为主,少量记特色之事(立专条)。

　　有的年鉴处理这个关系不太好,大量地收录一次文献,以至很大部分像文献汇编。年鉴是一二三次文献均有的汇合体,但应该以二、三次文献为主,也就是以条目,综述、统计资料等为主,原始文献只能收录最主要的,数量不能太多。

　　年鉴的条目之间可以不是并列关系,条目都是自由的。但栏目与栏目之间、分目与分目之间,除了突出年度特色和地方特色而升格平列者外,必须是并列关系。如果栏目、分目的设计不讲逻辑关系,那就不是个好框架。

　　纪委、监察的内容,目前在综合年鉴中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把它置于党委类目之中作为一个分目,一类是单独设置一个类目。这两种方法何者比较合理?笔者以为是后者。理由有三:一是纪委不同于组织、宣传、统战等部门,后边这些部门完全是党委领导下的一个个部门,其负责人都由党委直接任命。而纪委虽然也是党委的部门之一,但它的负责人不是由同级党委直接任命,而是由代表大会的代表所选举。二是纪委除受同级党委领导外,同时又受上级纪检部门的领导,是受双重领导。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推动党的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三是从反腐倡廉的实际来看,纪委的工作越来越重要,从更有效地监督同级党委的工作,更有效地打击腐败行径来看,设单独类目(栏目)是应该的。

　　年鉴中见到的,有的叫“政法”,有的叫“法制”,有的叫“公安司法”或“治安司法”,地方志书中还有叫“司法”的。“政法”是党委领导协调相关工作的统称,各地都设有“政法委”。但“政法”并不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四项工作的标准总称(代称)。公安、司法行政是一级政府的组成机构,法院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审判机关,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三者的性质并不相同。政法委并不是法院、检察院等的领导机关,故用“政法”作为四方面内容总的类目标题,并不妥当。以大“司法”为名或者以“法制”为名,又觉得太大。所以,比较理想的,或者分成“公安司法行政”和“审判检察院”两个类目,或者把这四者名称都写上,组成联合类目。

　　年鉴中现常见的标题有“武装”、“人民武装”和“军事”等几种。军事方面的行家告诉笔者,“人民武装”一般包含的内容为民兵和预备役工作,区县的人民武装部日常工作就是民兵和预备役工作。以此为名,一般不包含武警工作。而现在年鉴中,有的不仅写民兵和预备役工作,还有武警,还有国防动员,还有军事院校,甚至还有驻军部队。能涵盖这众多内容的标题,应该是“军事”。各地、各军兵种统一编的志书,就叫“军事志”和“军事年鉴”。

　　综合年鉴在记述团体时,有的用“人民团体”作标题,除记述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残联、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处,还包括“无党派人士联谊会”,也有的只记工青妇组织;有的用“群众团体”作标题,所记却全是人民团体;有的把红十字会作为升格处理,成为一级类目(栏目);也有的标题为“人民团体·社会团体”,不管是人民团体还是社会团体,都可以记。应该说最后一种方法是较为聪明的,它不会出现逻辑方面毛病。如果用“人民团体”为标题,则所记必须都属于人民团体。把个别人民团体予以升格,并不妥贴,其他人民团体怎么办?

　　有三种不同的记载方法:有的年鉴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全称,这是对的;有的年鉴用“人力资源”为题,但也写到了社会保障;有的年鉴用“社会保障”为题,却也写到了“人力资源”内容。后两者的标题涵盖不了所记内容,并不恰当,不能因为追求标题简短而使题文不符。

　　有的年鉴在卷首部分有“领导视察”类目,所记是各级领导到本地检查工作的情况。现在志鉴中记领导“视察”十分普遍,有的甚至记区县领导到镇里去也称“视察”,可以说有点滥用“视察”的说法。从字面来说,“上级人员到下级机构检查工作”(《现代汉语词典》)就是“视察”的含义,但说多了总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不利于改善工作作风。故人率先垂范,将此类活动一般称为“考察”或“调研”,这就拉近了上下级之间、干部与群众间的距离。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人大代表的有关活动应称为“视察”,那也是指人大常委会集体组织的活动才可称为“视察”。人大常委会领导人的个别活动和人大常委会之下各专门委员会组织的活动,也不称为“视察”。所以,年鉴中应该慎用“视察”的说法。

　　此外,在综合年鉴中记同一件事情,但用不同说法的还有一些,如有些年鉴之间用“农业”、“农牧渔林业”与用“农村工作与农业”的差异,有些年鉴之间用“环境保护”与用“生态建设”的差异,有的年鉴用“社会生活”、“社会事务”还是用“社会工作”之间的差异。这类问题有待年鉴工作者进一步探讨,从而让年鉴的框架设计更为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