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文本的框架是通过使用或拒绝使用某些关键词、常用语、僵化的形象、信息源和句子，通过某些事实和判断的聚合来强化主题。”（Entman,1993）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持有某一立场的新闻媒体在描述事件和表现人物形象时，常常会使用某些具有一定感彩和社会心理内涵的关键词语[19]。接下来，本文将以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几个词类来分析《新京报》在关于“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是如何使用特定的词语来体现媒体的情感倾向和报道框架的。

　　新闻机构往往更倾向于使用名词，这样看起来更具有客观性，避免了形容词的评价性和主观性。然而事实上，记者常常用名词给事件命名，下定义，将它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给此事件“贴上了标签”的同时也就排除了考虑这一事件的其他方式。从而将其放到一个熟悉的语境中。

　　《新京报》在关于“温岭案”中，对伤人者连恩青的称呼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有：“温岭男子”、“一患者”、“犯罪嫌疑人连恩青”、“疑犯”、“凶手”、“哥哥”、“杀医嫌犯”、“儿子”、“患者连某”、“特殊病人”等。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报道中，媒体关注了“伤人者”的多重身份，以其作为患者和一个有正常家庭的人的身份为主。通过这样的处理方法，有助于软化“伤人者”杀人伤人的形象，使得其在与被害人医生的对立中同样能够得到关注和同情。同样对于被杀医生的称呼，也有所变化，主要有：“一名医生”、“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某某”、“主任医生王云杰”、“王云杰”、“遇害同事”、“医生王云杰”、“王医生”、“一位医生”、“王云杰（详细介绍其成就）”等。可以看出在报道中媒体对被杀医生的处理不断变化，逐渐将其形象固化到一位有着精湛医术却死于悲剧的医生，容易将读者引至同情和遗憾和情绪中，从而完成与“伤人者”尽可能平衡的处理态度。

　　《新京报》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对“伤人者”的称呼主要有：“一对干部夫妇”、“官员”、“官员夫妇”、“袁亚平”、“打人者”、“两个处级干部”、“打人者袁亚平”、“该院宣传处处长”等。可见，在对于“伤人者”界定和称呼时，《新京报》主要强调其作为官员的身份，并在多篇报道中予以点明。从而将“医生——患者家属”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官员”之间的二元关系框架中。在报道中对于“被伤者”的称呼，主要有：“护士”、“小护士”、“小陈护士”、“小陈”、“这个小孩”、“受害人陈星羽”等。在报道中将“被伤者”的形象锁定于一个柔弱、无辜、像个孩子一样受到伤害的女孩，从而更好的将“医患冲突”中医者的这一方，塑造为弱者。

　　媒体通过对不同动词的使用，在事件性质和程度上构建了事实。在《新京报》对“温岭案”的报道中，在对“伤人者”行凶的描述时，使用了“刺伤”“争执”、“出气”、“捅伤”“伤人”等词语，用来弱化“伤人者”杀人的事实。在对“伤人者”的北京陈述中，使用了“跪在”、“请求”、“解释”、“沟通”、“诉求”、“流泪”等词，描述了在前期投诉过程中“伤人者”的痛苦和挣扎，复述了反复沟通和倾轧的过程。而在对于医生和医务人员一方事后的描述中，使用了“抢救”、“哭”、“哀悼”、“呼吁”、“克制”、“控诉”、“声援”、“送别”、“默哀”等词，描述了对被害医生的同情以及医生和医务工作者们诉求的表达。通过这些词语的使用，媒体借各方观点和态度表达了对此事的处理倾向。

　　《新京报》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中，使用了“殴打”（词频高达9次以上）、“打瘫”、“击打”“扬言”等词来形容事件过程，加深冲突严重程度，尤其是“殴打”一词的频繁使用，构建了打人者的暴力印象。在对“被伤者”的病情描述中，使用了“就诊” “证实”“会诊”“确诊”等词，层层推进，不断强调被伤者伤情严重，并建立严重伤情与“伤人者”之间的联系。在对当地官方和“伤人者”的描述中，使用了“弄死”“偏袒”“被删”“蒙羞”“有压力”“被保护”等词，将当地政府与“伤人者”之间可能有的官官相护和“交易”变成了关注点。通过这些词语的使用，塑造官员暴力充满戾气和护士柔弱受伤严重的印象。

　　由于形容词和副词所具有的较强评价性和主观性，所以在新闻报道中，形容词和副词往往使用较为慎重。经过分析和统计，我们发现《新京报》在对“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形容词和副词的使用主要有如下的呈现：

　　在关于“温岭案”的报道中，提及被害医生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时，主要使用了“很和善”“口碑好”“年仅”“尽心尽力”“难过”“不安”等词语，构建了一个令人感到遗憾以及正面的医生形象。在对事态进行描述时，使用“悲愤”“悲剧”“可悲”“最悲惨”“最痛苦”“凄凉”“绝望”等词，将一个“杀人案”描述为一场令人难过的“悲剧”，软化事件和转移注意力从而引发读者认同。描述“伤人者”时，使用“比较老实”“敏感”“迷茫”“误判”“烦躁”“易怒”“睡眠差”等词语，将“伤人者”杀人的事实弱化，突出其“不得已”的背景和性格特点，从而引人同情与思考。这些，都逐渐将问题的关键引向了对医患关系的讨论。《新京报》对医患关系使用了这些词语修饰：“被扭曲”“不健康”“久治难愈”等，在程度上加深了医患关系的严重性。值得一提的是，在医院方表示要加强安检时，《新京报》在对此使用了“如临大敌”“感到别扭”“更加有效”等词，表达了对医院单方面采用安检方法的不认可，体现其对医院方不加偏袒，将事件关键引向“医患冲突”的多元中立报道方式。

　　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对被打护士的修饰限定词较少，仅一个“可怜的”，更多的是通过客观事实和看起来更为“客观”的词语来构建护士的“可怜”而柔弱的形象。在对事件本身的描述中，使用了“普通”“无可厚非”“简单”等词，集中描述了本次医患纠纷的简单，侧面反映“伤人者”的无理取闹。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很少将问题引到对“医患关系”的探讨上来，论及目前医患关系时，也使用“紧张”“敏感”等情感程度远低于“温岭案”中的形容词，从而强化事件本身，弱化对医患关系的思考。对于“伤人者”的修饰限定词则使用的最多，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充分反映了媒体的主观性和评价性。主要有：下“重”手、“大”火气、“飞扬跋扈”、“蠢”行、“恶劣”、势力“很大”、进去（事件）“非常艰难”、“逍遥法外”、其他部门“不积极”、“素质很低”等，通过这些高频率以及情感程度深的形容词、副词的使用，构建出了“伤人者”恶劣、素质低，当地官官相护等印象。媒体的处理和报道框架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出来。

　　以上通过对《新京报》关于“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进行分析，从报道内容、消息来源、背景材料等六个方面探讨了媒体在报道时所体现的偏向和固定框架。如同Entman所言，“框架存在于新闻叙述的特殊性质之中，这些性质促使那些观察和思考事件的人去发现对它们的特定理解”（1991）[20]。而在现实中，如果受众缺乏对事件或议题的直接现实经验，他们对议题和事件的了解和理解就极大地依赖于新闻媒体，依赖于新闻叙述的性质。

　　1.媒体在进行医患冲突报道时，有其特定的报道框架。如上文所述，媒体在对医患冲突报道时，通过评论和消息的数量搭配、顺序搭配，完成其引导消息关注点、表达态度和倾向、设置议程的目的；并通过在报道内容上的信息偏向，对涉事各方的不同态度表达，完成了其“遮蔽”和“凸显”的设置，从而体现了媒体的倾向和态度，为其“框架”建设提供事实依据；此外，媒体通过提供事件的背景材料以及在提供材料时的选择性操作，给事件各方以不同的“事实支持”和“信息支持”，达到“弱化”和“强化”的效果；在消息来源上，对于涉事各方的消息采用频率不同，在对消息来源的交代上，采用了模糊为主，对特定对象精确的操作手法，从而使得报道中涉及各对象“发声”机会不一，通过“赋予/剥夺”发声机会的方法，支持了媒体的报道立场和框架；同时在转述形式上，媒体采用以间接引语为主，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混搭的方式，对特定的需要强调的事实采用直接引语，增加其信息真实度和“信息优势”；最后在关键词的分析上，本文研究了其报道中对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以及副词”的使用，媒体通过使用富有感彩和社会心理内涵的词语、使用这些具有界定情境功能但看起来客观中立的词语，对某些对象进行不同情感赋值和情感评价，构建媒体的报道框架和报道倾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京报》在对“温岭案”进行报道时，采用了中立的和体制归因的报道框架，构建多元化的静态文本框架。通过对涉事各方信息的均衡采用和适时的讨论，媒体构建出一个多元化的复杂问题，并继而将问题原因归于体制，弱化事实和伤人者本身的责任。

　　《新京报》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采用的是具有鲜明态度倾向的现实归因的报道框架，构建弱势-强势的二元对立的静态文本框架。通过对涉事一方的不断弱化和另一方的“妖魔化”操作，完成对其特有的形象构建，从而将事件原因归于事件某一方，强化现实原因和“强者”的责任。

　　2.同一媒体在报道不同的医患冲突事件时，会采用不同的报道框架。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在对同一类事件的报道中并非采用固定的框架，而是会因为事件的不同发生变化，体现了媒体的多重标准和多重操作手法。媒体的框架处于不断的变动和流动之中。这说明，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既非客观的，也非持稳定的主观态度的。

　　媒体不同框架呈现，往往是其面对事件时所采用的报道立场所决定的。《新京报》在对这两个事件的报道中，采用了不同的动态和静态框架，体现出不同的报道立场意即意识形态立场。

　　《新京报》在对于“温岭案”的报道中，以事实报道为主，评论为辅。采集多方面信息，还原事件真实，站在中立的角度，尽可能以客观的姿态提供事实并深入事件本质进行思考，构建中立而多元的框架。如同詹姆士·凯瑞所言“客观性和专业主义是长期扭结在一起，甚至有可能是互为标识的（James Carey，1969,3）”；换用舒德森的话，“客观性是新闻媒介作为一个专业组织的意识形态（Schudson ,1978，121-159）”[21]，《新京报》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恰恰反映了《新京报》所采用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采用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立场，可以最大限度的规避各方压力和风险，保证报道的合法性，同时又迎合了公众和各方利益的需求，从而得到专业性和市场性的双重认同。

　　而《新京报》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以报道事实的方式表达立场和偏好，站在批评官方同情被打护士的情感角度，构建出感情偏好框架，调动大众对官方的不信任情绪，迎合大众观点，这反映了《新京报》在对“南京案”报道中所采用的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民粹主义，简而言之, 就是“一种对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知识分子之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信”（席尔斯，转引自谢静，2008）[22]。采用这种民粹主义的话语策略和意识形态立场，有助于媒体在报道中规避风险并迎合市场，吸引关注。这样的意识形态立场指导下的报道，直接诉诸于公众，调动并契合转型期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从而使媒体获得“道德与市场的双重认同”。

　　1.市场风险。如前所述，《新京报》在对相同性质的事件报道时，采用不同的报道框架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结合媒体特点，本文认为这是其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规避市场风险追寻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体现，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则是新闻专业主义和民粹主义博弈和相互建构后的融合体。

　　在新闻场域中，民粹主义由来已久，而新闻专业主义同样是媒体标榜其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基本准则。在一些典型事件中，新闻专业主义和民粹主义常常互为体用，出现了作为新闻的专业主义话语和民粹主义相互博弈、建构等现象。而《新京报》作为一份报团合办的在京都市报，取得最大化的利益收效、获取话语权力赋值是其面临众多竞争对手时所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于是其尽可能的规避市场风险，引导大众情绪，以舆论场引领者的角度进行市场运营，从而以“意见领袖“的身份换取经济利益、道德利益等多方面收益。所以在日常的报道中，根据事件的不同特点，媒体会灵活采用不同的报道框架，从而直接诉诸于大众，规避隐藏的市场风险，取得最大市场收益。

　　2.政治风险。特殊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往往造就特殊的媒体环境。不同于国外的资本至上寡头媒体，我国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需要紧紧跟随与遵守政治导向和制度安排。作为政府力量和国家事业的一部分，新闻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生存压力、规避更多生存红线。同样的，巨大的政治力量支持也为媒体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捷径。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一份有较大影响力的都市报，需要考虑和顾及到诸多层面的问题，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下，规避政治风险，迎合政治需求是唯一的选择。在这两个案例中，“医患冲突”作为当前社会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民心所向，媒体在处理这类报道时，就需要有更多更安全的操作和呈现。在涉及“官民冲突”时，又会隐含中央与地方、改革反腐等问题之间张力。所以，在处理这些报道时，根据事件特点，采用不同的报道框架，规避政治风险，甚至博得政治利益，是媒体必然的考量。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公民的诉求和意见表达有了更好的渠道保证。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媒体融合了民粹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立场和其指导下的操作手法，在为其争得巨大的市场和舆论支持、规避政治风险寻求政治利益等方面有巨大推动作用。在“生存”与“毁灭”这个千古难题之下，选择更好生存下去的媒体，根植于现实，通过对不同事件不同的发声和表达，通过不同的媒体框架的采用，共同完成中国当代媒体的结构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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