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框架理论为理论视角和方法，选取《新京报》新媒体与纸媒上关于“温岭杀医案”和“南京护士被打案”两起医患冲突报道为例，对其媒体框架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新京报》在对前者的报道中，采用了中立的、体制归因的报道框架和多元构建的静态框架；对后者的报道中采用偏好的、现实归因的报道框架和二元构建的静态框架。媒体在对同性事件进行报道时，会采用不同的报道框架和手法，体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反映了当代我国报纸规避市场风险和政治风险的特殊做法。

　　近些年来，医患冲突日益频繁，从几年前的哈医大杀医案到温岭杀医案、黑龙江杀医案、南京护士被打案等等，医患冲突日渐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作为新闻媒介在具体事件和大众之间扮演了信息传递的角色，媒介构建媒介现实的同时也对受众的受众现实有较强的建构和影响作用，也有学者引用白岩松的观点认为，“民众对医生的仇恨，一定程度上是被媒体培养起来的。”[1]延续着这样的观点，近年来学界对新闻媒介关于医患冲突报道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对于媒体该以何种方式、何种姿态报道涉及医患关系的新闻，国内学术界也都进行了研究探讨。但具体而言，研究媒体报道医患关系的目前还没有专著，多是在一些论述医患关系的著作中提到了媒介的影响和责任。其中硕博士论文和一般期刊论文数量较多，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不同性质和属性的媒介医患报道的研究，探讨不同媒介关于医患关系报道的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2、从个案入手探究媒介医患关系报道存在的问题。3、对媒体报道中医院、医生媒介形象的研究。4、从受众角度研究媒介医患关系报道的媒体呈现问题。

　　由此我们看到，目前学术界对于媒介医患报道的特点及其问题研究虽多，但学者们更多的将媒介的报道特点作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框架而对待，没有注意到这其中可能出现的报道特点和框架发生变化的现象。最近，南京被打护士痊愈出院，舆论上出现了“被打护士诈瘫”“医院虚假诊断”、“媒体不分事实报道”等意见，就事件本身和当时的报道处理又掀起了一股讨论热潮。由此，本文选择《新京报》关于“温岭杀医案”和“南京护士被打案”这两个案例为切入点，使用框架理论的理论视角和框架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媒介关于医患关系报道时的框架变化做细致而深入地研究，进而讨论其中的意识形态及媒体动机。

　　2004年发表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的一篇文章通过对2001年1月至2004年5月六种国际一流传播学期刊做内容分析，发现自21世纪以来，在这些刊物上，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广泛的理论是一个在传播学内部经常碰到、然而其概念却相当含糊的一个理论——框架分析[2]。国内对框架理论的关注也不断增多。然而，这样一个在传播学中处于显学地位的理论，却是一个“分散的概念“和”破碎的范式（fractured paradigm）[3]。关于框架理论的应用和使用往往较为混乱，缺乏规范性共识[4]。对此，本文尝试对框架理论作简单的理论溯源与介绍，以供在研究中更好地使用：

　　关于框架理论的来源，一般有两条路径——来自社会学和来自认知心理学的框架。而在大众传播领域中的框架理论则较多被认为是来自于欧文?戈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Pan&Kosicki，1993）。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一书中提到，“这本书提供了对社会现实的另一种分析”[5]。戈夫曼的架构分析部分地建立在人类学家格里克里?贝特森的元传播或元理论（Bateson,1955）的基础之上，他指出，人们的日常活动隐含或使用了特定的诠释框架，它在特定行动场景下意义自明，却使原本混沌的情境具有某种意义[6]。之后后遵循着戈夫曼的研究思路，其他以新闻媒体为主要研究兴趣的社会学者如Gitlin、Gamson、Tuchman等人随即讨论了新闻媒介如何构建社会真实。其中Gitlin在1980年的文章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with a New Preface最早将框架的概念引入了传播学领域。

　　传播学研究从态度改变到受众认知的“现实建构”转向以后，框架的概念从人们的认知结构转变为透过媒介建构现实的模板和呈现结构[7]。而框架也可被看做是静态的框架形成，和动态的架构过程所共同支撑的概念。其中作为静态的框架，Hertog和Mcleod提出框架是社会政治经济塑造和生产的产物，在每天与强大的组织和制度互动中，迫使个体、群体和组织采纳某种信念与行为以使之有效。Gitlin提出了新闻媒介中的框架，提出框架是“一种持续不变（over time）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8]。而Gamson同样提出了文本意义上的框架，他认为框架是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为新闻事件赋予意义”,他认为，框架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框限’（boundary）,指涉人们观察世界的镜头，代表观察事物的取材范围；一是指‘架构’（building frame），指人们由框架建构的内容，代表一种意义联系，是一种观察事物的世界观（Gamson，1992,18:373-393）”[9]。

　　而将框架视为动态的架构，学者们更多考虑的是框架的形成及其作用机制。Gitlin（1980）提出，他把框架看作是一种具有规律的意义筛选手段。Gitlin把框架和话语生产联系在一起，认为符号处理者按照“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范式（即框架）来组织线）对框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认为框架不仅是筛选手段，更是积极的意义生产过程。Gamson认为框架是新闻内容中心的组织意旨（central organizing idea），能赋予相关事件意义，藉由选择、强调、排除、细化等方式，指出事件争论所在，并提供解释的情境。Entman之后给框架下定义，即“框架牵涉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的意思是，将这件事所认知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Entman，1993）。”[11]潘忠党（2006）在《架构分析: 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一文中明确使用了架构一词，从话语结构和架构效应、话语行动的角度对架构进行了分析。

　　目前得到较多接受和认可的划分方法，是认为框架分析在传播学中主要在三个研究领域中：（1）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研究媒体框架是如何建构的；（2）从内容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媒体框架是什么；（3）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即受众框架。前两个研究领域采取了框架概念的社会学定义，一般使用frame或frame analysis，而媒体效果研究则更多采取了它的心理学含义，英文文献使用framing或framing analysis。本文便是计划从内容研究的角度考察媒体关于特定事件的报道框架，并尝试从文本框架的演变中反观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框架建构以及其中或许存在的偏见和特定处理方式。“报纸的新闻构架要素，如主题设置、版面地位、关键词与基调、标题与图片，都是具体而微观的，但又往往是媒体宏观、固有的认知取向、思想倾向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常规性。”[12]

　　1.目标媒体选择。本研究选取《新京报》目标媒体。《新京报》是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综合类大型城市日报，是中国第一次两个党报报业集团合作办报，是中国第一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跨地区经营的报纸，是一份高度覆盖北京市场的强势新主流纸质媒体。作为两个报业集团合办的报纸，光明日报由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具有较强的政治优势。而《南方日报》是广东省委机关报，其旗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纸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对国内各大事件的报道以及时、透彻、辛辣而闻名，有很强的新闻专业性积累。在政治资本和新闻专业主义上的双重积累除了带给《新京报》较大的影响力，还使其在报纸政治性和专业性上有较好的平衡，从而在报道时有尽可能客观的追求和体现。除此之外，作为北京市场的报纸，与我们要研究的两次事件——“温岭杀医案”、“南京护士被打案”所在地浙江温岭、江苏南京距离较远，身在北方可以用较为客观的第三方姿态关注这两次事件，而其受众群在这两次事件中也没有更多的维持稳定等政治方面的考量，故而是较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抽样内容除了《新京报》报纸上的报道之外，还包括新京报官方微博原创或转发的内容。在新媒体越来越多的介入人们生活的今天，粉丝量超过500万（仅新浪微博）的《新京报》在网络和新媒体领域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发布的微博内容和报纸内容相互配合与呼应，均可视为报纸态度和立场的体现，理应纳入研究和考量的范围内。这也是本次研究的创新点之一。

　　2.样本内容选取。由于医患冲突频发，媒体关于“医患冲突”的报道几乎“常态化”，故而要明确地选择关于“温岭杀医案”和“南京护士被打案”的报道是本次研究的难点之一。对此，我们分别以“温岭”和“护士”为关键词在慧科新闻数据库里对《新京报》进行搜索 ，并以事发时间为起点（即2013年10月25日和2014年2月26日），解决时间即2014年3月31日为限，对搜索结果进行筛选。选择以这两次案件为主要讨论点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仅对这两次案件作提及或举例的报道则不在选择范围内。其中微博内容以《新京报》的新浪微博官微和腾讯微博官微为选取对象，以案发时间为起点，筛选关于两次案件的微博内容，原创内容和转发评论均计入（《新京报》腾讯官微与新浪官微内容相同，故取其一抽取即可）。

　　以《新京报》报纸和官方微博涉及“温岭杀医案”和“南京护士被打案”的报道和微博为分析对象，每一条报道和微博为一个分析单位。在比较和参考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本次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本文的具体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报道性质；2.报道内容；3.背景材料；4.消息来源；5.转述形式；6.关键词。

　　本研究使用框架分析的方法。使用这种定性的研究方法，有助于细致地察觉新闻报道中微妙、隐蔽的本质属性，鉴于本文研究的是新闻报道中关于医患关系报道的特殊报道框架和模式的演变，使用此方法有利于更好地发现和说明问题，便于观点的客观、理性的梳理和廓清。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使用框架理论分析同一媒介对同一性质不同事件的报道呈现，以此探究其中可能发生的框架演变。除此之外，本研究还考虑到新媒体向度中媒体的表现，将其纳入了统一的研究样本中，从而更完整的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表现渠道上考察媒体的报道框架，并以此为切入点，连接意识形态层面的思考。

　　经过筛选，《新京报》关于“温岭杀医案”（以下简称温岭案）共有报道10篇，微博6条；关于“南京护士被打案”（以下简称南京案）共有报道3篇，微博7条。考虑到“温岭杀医案”后期国家高层领导的指示对报道关注度的影响，以及“南京护士被打案”发生后不久便发生“潮州押医案”和两会，媒体的报道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融合。所以二者在报道数量上的差距可以接受，并认为不影响研究结果的呈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微博字数有140字限制，我们在对微博的处理中，站在其体现“信息传递”功能的角度上，将微博的链接文字同样纳入考虑范围内。对于链接文章和报纸文章完全相同的跳过不计。

　　所搜集样本的报道性质指样本属于新闻消息报道还是评论类观点表达。由于新闻更多偏向于信息传递，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时的要求，故而媒体的态度表达常处于隐性状态。而评论则不然，新闻评论以其快捷深刻尖锐的特点著称，是舆论倾向性最强的新闻作品，常被用于影响和引导舆论。报纸的评论部分，是其态度和倾向的集中表现。在这里区分报道的性质，观察新闻和评论的数量和顺序设置，以观察出新闻媒体在报道事实和表达意见、舆论引导之间的倾向。

　　经过分类统计，《新京报》在“温岭杀医案”的共计16篇报道中（微博也计入在内），共有新闻报道11篇，评论5篇（包括微博“快评”），评论占报道总数的31.25%；关于“南京护士被打案”的10篇报道中（包括微博）中，共有新闻报道7篇，评论3篇，评论占报道总数的30%。从比例上看，两次报道评论的比例都在30%左右。《新京报》在进行“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中，新闻评论所占总报道的比重基本相同。

　　除了数量和比例上的统计，我们将《新京报》关于“温岭案”和“南京案”的报道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依次编号。由于《新京报》是凌晨印刷，清晨投递，所以对于当天报纸上的报道计数时排列在前，微博排列在后。统计后，对“温岭案”16条报道按1-16编号，五篇评论对应编号分别是2、6、9、14、15，编号2、9的为微博快评。“南京案”10条报道按照1-10编号，三篇评论对应编号分别是2、3、7，其中编号2、7为微博快评，3是报纸评论。可见，《新京报》关于“温岭案”的评论尤其是长评论是在整个报道系列靠后的位置，其首先通过新闻传递信息，后对案件进行评论和思考，将对“温岭案”的报道拔升高度，完成基于事实基础上的报纸立场呈现和态度传达。而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中，报纸第二天便刊登了社论，评论在报道系列中靠前，报纸的态度在报道伊始便有较多的体现，这样，对新闻报道的基调和方向的影响相对较强。

　　所以，在报道性质上，《新京报》在“温岭案”和“南京案”虽然评论比例相似，但在“南京案”的报道中，其较早刊发评论，从而较早的表达了报纸的立场、确立了报道基调，直接对后续报道产生影响。

　　这里的报道内容指的是报道中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或主题。我们对《新京报》关于这两个案件的报道进行了内容分布统计，判断后将内容性质分为“信息偏医院”、“信息偏伤人者”、“信息中立”三类，意即报道的信息详细程度偏向和情感偏向集中在哪一方。经过统计我们发现，在《新京报》关于“温岭案“的报道中，“信息偏医院”共计5篇，占报道总数的31.25%，主要是对医务人员和政协委员对于该事件的态度报道、对遇害医生的哀悼和总理批示等；“信息偏伤人者”共计2篇，占报道总数的12.5%，包括对伤人者背景和冲突过程的渲染、将问题核心引向调解机制的讨论等；“信息中立”的报道有9篇，占报道总数的56.25%，这方面的内容包括对医患冲突现象的讨论以及对来自第三方的信息的报道，是报纸客观性操作手法的体现。

　　而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中，“信息偏医院”共计7篇，占报道总数的70%，主要是对被打护士伤情的报道、对打人官员戾气的讨论、政协委员对当地的揭露和对小护士的探望关怀等；“信息偏伤人者”0篇；“信息中立”3篇，占报道总数的30%，包括呼吁各方尊重事实、对打人视频的描述、对伤医事件的讨论等。

　　可见，《新京报》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大部分报道处于中立立场，旨在讨论医患冲突的来源和解决办法，对被害医生和伤人者都进行了信息陈述和报道，同时对医卫界的呼吁、伤人者家人也有所反映。从比例上看，信息中立的报道占一半以上，信息详细程度偏向患者的亦占10%以上，由此可以得出，媒体在关于“温岭案”的报道中，体现了中立的角度和多元处理的立场。反观《新京报》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70%的报道是偏向医院方和被打护士，30%信息中立，其对于被打护士的诊断情况和恢复、打人者的背后势力、当地警方和官方的处理等进行了较多的报道和信息刻画，从而表达出被打护士的无辜、打人者势力和当地的“官官相护”。可见，媒体在关于“南京案”的报道中，是以偏向“医院”方的角度进行报道的，构建出不同于平常医患冲突报道的弱势-强势对立的二元框架。

　　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一篇新闻恰如其分地运用新闻背景材料，可以衬托、深化主题，提示内容的性质和意义，可以烘托帮衬，阐明新闻事实之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帮助记者表达观点和看法等。通过对背景材料的分析，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记者和媒体的观点和态度，从而进一步触及媒体对特定事件报道时所采用的框架。为此，我们对样本内容进行了分析，如表1。

　　如图，《新京报》在关于“温岭案”的报道中，涉及背景材料的有13篇，其中情感倾向中立的有8篇，倾向医院方的3篇，倾向患者的有2篇。这些数据说明了在对“温岭案”的报道中，媒体和记者通过“背景材料”的选择和提供，较多地采用了中立的立场和多元化的操作手法。

　　而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涉及背景材料的有8篇，其中背景材料情感倾向中立的有1篇，倾向医院方和被打护士的有7篇。可见，在对“南京案”的报道中，媒体和记者通过“背景材料”的提供，站在医院方的立场上，塑造了一个医院方是弱势，打人者（更多强调其官员身份）是施害方的二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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